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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贡斯当如何批判拿破仑?  

2016-12-25 21:24:1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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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斯当如何批判拿破仑? - 秦乾二 - 世界潮流,浩浩荡荡

邦雅曼·贡斯当(1767 -1830),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,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。

他生活的年代,跨越了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满清王朝的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享年67岁。他出生于瑞士,求学于德国,他在苏格兰所受的大学教育,奠定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。 法国大革命前期,他是旁观者。拿破仑执政之初,他是立法院委员。由于拿破仑日益专制,他成为反对派。1802年,他被拿破仑逐出立法院,流亡国外。流亡期间,他完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著作的写作。1814年,波旁王朝复辟,贡斯当返回巴黎。1815年拿破仑发动百日政变,就在贡斯当准备再度出逃之际,反被拿破仑邀为议员。在这期间,他为拿破仑草拟了一部宪法。 1815年,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后,面对再度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反动统治,贡斯当又一次成为反对派。

从1815年到1830年去世,他曾当选议员,这期间,他创办杂志,撰写文章,发表演讲,抨击波旁王朝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19年的演讲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》。这个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他在书中对于卢梭“人民主权”理论的分析与批评别出机杼。贡斯当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波旁王朝的覆灭。

1830年,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后,他以多病之躯参加了革命,并参与起草了路易-菲力浦国王的《告人民书》。

1830年12月,贡斯当逝世。 《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》(阎克文、刘满贵译,世纪出版集团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,是贡斯当的政治著作选集,其中的第三编《征服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》这一部分,曾经作为两个独立的小册子——《论征服精神》和《论僭主政治》,撰写于1813年底拿破仑惨败于莫斯科战役的前夜。这两本小册子都是为批判拿破仑的征服与专制政策写作的。在方塔纳的英译本出版时,两本小册子合在一起作为一编纳入本书。 在当时的欧洲,已经与清代的中国有了相当的交流,特别是在18世纪末叶、法国大革命前夜,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,使团成员回到欧洲,撰写出版了大量日记、观感、游记与研究成果,将大清帝国较为详尽的面貌呈现在欧洲人面前。贡斯当撰写这两本小册子之际,已是大清王朝的嘉庆十八年,《论征服的精神》里,就有一段十分意外的关于中国的注释。 贡斯当这样指出:“为了使论据更加充分,我还是愿意再次谈到中国。那个国家的政府成功地禁锢了思想,把它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。就连修习自然科学也只能在政府的指示和绝对统治下奉命行事。没有一个人胆敢开设一门新课程,或以任何形式偏离成规。因此,中国虽然不断遭到外国人的征服,但远不如中国人对自己的征服那么多。为了控制这种精神的发展,就必须破坏能够使人民自卫并保卫他们的政府的手段。”(《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》,页298。以下引用该书,只注页码)

他引用边沁的论述指出:“边沁在《立法原理》中指出,愚昧民族的领袖终将成为他们狭隘而又懦弱的政策的牺牲品。国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,都是在加深他们的愚昧,以使他们更易于统治。事实表明,他们总是很容易成为第一批侵略者的牺牲品。”(同上)他这段论述有三个层次的含义:一是清政府把禁锢人民的思想作为统治工具;二是清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征服超过外国人对中国的征服;三是愚昧的民族最终会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。贡斯当去世10年后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此后中国发生的变化,渐次证实了贡斯当的论述。 贡斯当这段注释,并非有意与中国人过不去,他是作为批判拿破仑的一个证据提出的。

在本编第一部分即“征服的精神”中,贡斯当设立了“论全体一致”这样一个专题,以此作为批评拿破仑专制统治的靶的。他写道:“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是,在一场以人类的权利与自由的名义而发动的革命中,全体一致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偏爱。”(页235)这段论述似乎并不意外,拿破仑的专制统治与征服行动,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一样,大都是打着“人类的权利与自由”的旗号,在治国理政方面,更加强调整个国家与民族的“全体一致”。正如贡斯当所指出,“我们时代的征服者,不管是人民还是君主,都希望他们的帝国表现出一种全体一致的面貌,在权力的目光巡视它的帝国时,将不会遇到任何妨碍或遮挡其视线的不一致。同一种法典,同一种度量衡,同一种行为准则,如果他们能够逐渐发明出来的话,还有同一种语言,这就是他们宣称的社会结构的完美形式。”(页233)在这段论述中,“我们时代”似乎是限制词,但其论述的对象,显然并不限于拿破仑,他所讨论的“征服者”,既包括“君主”,也包括“人民”。

贡斯当对“全体一致”体现了明显的否定态度,他指出,“全体一致受到了某些狭隘头脑——或许是受了许多奴才的影响——的真诚赞美,一群对任何得势的看法都随声附和的人,已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信条接受下来。”(页236)他统治似乎将“全体一致”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咎于被者,即甘心情愿接受专制统治的奴才。其实,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倒因为果的重大风险。按照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关于“乱自上作”的观点,一个社会的乱象,是由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统治者造成的,他们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。 不过,贡斯当关于“全体一致”完全是欺骗与恐怖的产物的论述却是正确的。他写道,他们“发明的那些虚假的支持,那些单调乏味的庆典,那些俗不可耐的颂词,同样还是那些人,会在所有的时代都使用几乎同样的语言,拿这种颂词去吹捧截然相反的措施。”(页261)不要以为这些只是奴才的行径,其实,这些都是政体与统治的必然的路径与表现形式。如果上述行为主要体现为欺骗的话,那么,下述行为显然体现为恐怖。贡斯当好像带着情绪写作,他反问道,“谁会看不到,一个政府越是暴虐,心怀恐惧的公民就越是会急忙热情地向它表示敬意?难道你们看不见,告密者和士兵们在登记册上签字时,每个人的手都在颤抖?难道你们没有读到过把任何投票反对政府的人都声道谢。”(同上指责为帮派分子或煽动分子的布告?”(同上)然而,同样可怕的却是“恐惧被打扮出一副勇气的外表以祝贺着自己的无耻,对自己的不幸连) 这种依靠欺骗和恐怖制造出来的“全体一致”只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万马齐喑、死气沉沉,这是一个如同沙漠一样的社会。贡斯当认为,这种局面对于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并非什么好事情,“如果一个民族死气沉沉,那么无论政府有什么作为,都不会得到舆论的响应。它不能使国民保持清醒,只好与国民一起进入梦乡。因而,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,一切都无声无息,一切都在沉沦,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。”(页296)

他也懂得特殊与普遍、个性与共性、局部与全局的辩证法。他认为,“只有捍卫各个局部的权利,才谈得上捍卫全民族的权利,因为民族本身是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的。如果他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断被人夺走,如果每一部分都被孤立起来以便充当牺牲品,通过一次不可思议的质变而再次成为巨大整体的一个成分,用作让另一成分作出牺牲的借口,那么,真实的生命就会成为抽象概念的牺牲品,作为个人的人民就要为作为整体的人民而牺牲。”(页238)回顾一下世界现代史,在欧亚大陆近100年的历史上,以人民的“整体利益”为名,而牺牲掉绝非少数的人民的“个体利益”的惨剧曾经反复上演。

贡斯当是一个生活在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欧洲人,他对拿破仑的批判也许是真诚的,但千万不要以为他的这些看法具有多少先知先觉的思想价值。其实,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,我们的古人早已论述过“全体一致”的荒谬与不协调。春秋时的史伯对郑桓公说:周幽王“去和而取同。夫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,故能丰长而物归之;若以同裨同,尽乃弃矣。”(《周语译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,页488)周幽王姬宫涅是西周的亡国帝王。人们大多知道他烽火戏诸侯的荒淫故事,其实他在国家治理上同样暴虐无道。指责为帮派分子或煽动分子的布告?”(同上)然而,同样可怕的却是“恐惧被打扮出一副勇气的外表以祝贺着自己的无耻,对自己的不幸连史伯向郑桓公讲述了周幽王强制推行“全体一致”的弊端。周幽王极力排斥与自己不一样的即使是正确的主张,热衷采纳与自己相同的即使是错误的说法。周幽王大约以为,众声唯唯,随声附和,才能显示他的权势与尊贵。他根本不懂,多样和谐才能生成万物,单体同一无异近亲繁殖。 史伯下面的论述更为精彩,贡斯当从哲学上论述的“惟有多样化才能构成有机体;全体一致仅仅是一种机械。多样化则生,全体一致则死。”(页238)似乎只是这些古代中国哲理的重述,且远远没有中国古文的精练与隽永——“声一无听,物一无文,味一无果,物一不讲。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。天夺之明,欲无弊,得乎?”(《国语译注》,页489)这段话翻译成当代语言是这样的,只是一种声音就不会动听,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,只是一种味道无法成其美味,只是一种事物无法衡量比较。周幽王抛弃这一法则,专门喜欢同一。上天夺去了他的聪明,要想不衰败,可能吗?由此可见,周幽王之成为西周的亡国之君并不是偶然的。 “全体一致”的重点在“一致”,与谁“一致”?当然是与权力“一致”,与上级“一致”。

比史伯晚了200多年的战国时的齐相晏婴也阐述过同样的道理。在齐景公身边有一位“跟屁虫”式的大臣,名叫梁丘据。此人的特点就是时时处处与齐景公保持一致,即所谓“君所谓可,据亦曰可;君所谓否,据亦曰否”。他似乎只会亦步亦趋、唯唯诺诺这样一套“规定动作”,从来不会提出任何不同看法与建议。而这个齐景公似乎也不喜欢“千士之诺诺,不如一士这谔谔”这样的道理。晏婴在与齐景公的对话中,除了阐述了与史伯类似的关于“五味”与“五音”的道理之外,专门就“梁丘据现象”发表了自己的意见,他认为,“君所谓可,而有否焉,臣献其否,以成其可;君所谓否,而有可焉,臣献其可,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,民无争心。”(《晏子春秋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3年,页332 )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说,君主认为可行而其中也有不可行者,臣下指出其中之不可行者,使施政方案更加完美;君主认为不可行而其中确有可行者,臣下指出其中之可行者,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,才能避免政令抵牾,保障政通人和。“若以水济水,谁能食之?若琴瑟之专一,谁能听之?”(同上)假如烹调只用水这一种食料,假如乐队只有一种乐器,“一致”倒是“一致”了,不仅违反常理,也违反了自然规律。

由此看来,拿破仑的“全体一致”,不过是放大版的“梁丘据化”。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之下,就如同贡斯当所说的“埃及平原上”的那个“帝国”,“在那里,人们会看到巨大的金字塔静立于贫瘠的地面,统治着寂静的沙漠。”(页296) 不过,贡斯当并没有对拿破仑“全体一致”的施政方针完全彻底的否定,他非常谨慎且有条件地指出:“我不想否认,全体一致——我揭露过它的缺陷——在某些方面也有其长处。所有的社会制度,都不过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追求更大幸福的形式,尤其是追求人类更大进步的形式,……如果这种形式能够被和平地引进,而且赢得普遍自愿的赞同,那就没有人怀疑这是一项真正的收获。但是,如果你为了引进这种形式而求助于强制措施,求助于禁止这样做的法律,以及同法律分不开的刑法手段,那么,恶就会压倒善。”(页330-33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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